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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社会诸问题的研究buci1.jpg (11344 bytes)

        甲骨文的发现及殷墟科学发掘的开始,使商代各领域的研究揭开了新的篇章。殷墟发掘的遗迹和遗物,为商代历史研究增添许多新的实物资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商代社会性质
    不少学者利用甲骨文、考古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对商代社会性质进行探讨。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认为商代原始社会末期,另一种意见是奴隶社会。就是持后一种意见的学者,对商代奴隶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也有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有三种意见:(1)低级阶段。孙海波认为,商代社会停滞于奴隶社会的早期阶段,即为早期奴隶社会。(2)高级阶段。有的学者依据殷墟出土不少青铜器,尤其是有青铜制的农业工具,生产力水平较高,认为商代社会是“高级阶段的奴隶制”。(3)奴隶社会发展期。有人根据大量考古发现,特别是殷墟在武丁以后范围扩大,人口增多,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等材料,认为商代已不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国家,壕沟等防卫系统措施则是奴隶主专政进一步强化的指示物,商代是处于奴隶社会的发 展时期。
二、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
      卜辞记载和大量的考古材料证明,当时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经济。农业生产工具仍以石、骨蚌器为主,虽然发现几件青铜工具,如在大司空村发现的一把有明显使用痕的青铜铲,但总的来所青铜农具,发现还是很少的。从出土酒器的数量较多来看,商代的粮食除食用,已大量用来酿酒,粮食消耗量大,也说明商代农业生产有了发展。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畜牧业也有了发展。家畜除食用和部分作畜力外,大量的牲畜常作为祭祀的牺牲。用牲的数量达到惊人的程度,少则数头或数十头,多则三四百头。用牲的数量之多,也正反映了当时畜牧业发达的情况。
      铸铜、制陶、制骨等已成独立的生产部门,有规模较大的作坊。尤其是王室直接控制的手工业,分工颇细。另外,玉石业、漆木业及丝织业等也有发展。
   殷墟发现的夯土基址,说明当时建筑技术水平也是较高的,特别是宫殿宗庙基址的布局与结构,表明当时有专业技术人员、专门从事建筑的工匠及指挥者。
三、对“众”及“众人”身份地位的探讨
      奴隶说。众和众人是商代的农业奴隶,没有任何人身自由,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如小屯宫殿区一坑内出土444把有使用痕迹的石镰堆放在一起,说明石镰属于奴隶主贵族所有,奴隶在“小臣”的监督强迫下从事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此外还要从事商王的狩猎活动,一遇战事就要被迫从征或在族长率领下戍守边疆。甲骨文中常见“丧众”的记载,反映了奴隶逃亡的情况。
     “自由民”说。有的学者认为,“众就是众人的简称。他们应该是自由农民,而不是奴隶”,是商代社会主要的直接生产者。殷墟西区939座幕,绝大多数幕有少量随彰葬品,有不少随葬礼器,说明幕主人生前有一定的生产资料,能参加一定的政治活动和宗教活动。他们从事生产劳动,有些男子还是战士,因此大部分墓主从应是自由民(平民)。也有些小型墓,墓室面积不到1平方米,有的随葬极少量陶器或无任何随葬品,墓主人应属自由下层,表明自由民阶层已向两极分化。
    “家长制家庭公社成员”说。有的学者认为“殷王对于众却是非常爱护与关心”,“众”的生产是大规模的集体耕种,是有组织、有领导的集体劳动,因此,殷代的“众”既不是奴隶,也不是自由民,“只能是家长制家庭公社的成员”。
     “众”为“奴隶主”说。有人认为甲骨文上的“众”和“众人”有别,“众人”是自由的公社成员,是殷代基本生产者;而“众”则是“多工(士)”以上的阶层,是“属于统治阶级的”。
     “众”和“众人”“同属于奴隶主阶级”说。
四、奴隶主阶级专政机构的进一步强化
        殷代奴隶制的继续发展,使代表奴隶主阶级意志的国家机器进一步强化。
       甲骨文中的不少官名,如小藉臣、王臣、臣、多臣、射、多射、尹、工、多工、史、北史等,商王通过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对全国广大奴隶和平民进行奴隶和压榨,以商王为首和奴隶主阶级同广大奴隶和平民以及被征服的方国部落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这了镇压奴隶和平民的反抗,并通过对外战争进一步掠夺奴隶和财富,商王朝建立了庞大的军队。甲骨文里记载商代军队和军事行动内容较多。有关征集兵员的数量常常是三千、五千,多达一万三千人,作战中车兵为言主力部队。考古民掘为我们提供了当时车兵编制的材料。一般一车驾两马(两服),或左右各再加一马(两骖)。车上3人,在前驾驭马为御者,左部持弓、   者为主将,右部持戈者为护卫。有时5车横列一组,25车为一大组。随车的兵士3人为一组,曾发现10组30人。
      商王朝设有监狱,制定敢各种残酷的刑罚。甲骨文中记载,商王对建造监狱非常重视,经常为此事求神问卜。在辖区内很多地方都设监狱,有的设在边塞地区。如在   地设囚禁   奴的监狱。这些监狱“既是监狱奴隶的集中营,又是输送奴隶的转运战,起着镇压奴隶反抗的巨大作用”。另外,甲骨文中有墨、劓、宫、
     大辟“五刑”的记述。尤其是刖刑残害的奴隶。小屯H358出土3个戴有手枷的奴隶陶俑,女俑枷在前,男俑在后。这些男女奴隶陶俑被戴上手枷,是他们日常生活的写真,也是他们反抗奴隶主的物证。
       商王自称“余一人”,表示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王陵区商王大墓即是有力的例证。商王通过占卜把自己打扮成沟通天上人间之间的使者,是执行神的意志,借以欺骗和麻醉奴隶和平民。
    五、殷代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殷代社会中两大对立的阶级即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自由民是一阶层。
        商王是奴隶主阶级的总代表,掌握着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强大的军队,把一切大权(包括神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商王以下的各级官吏,都由大大小小的奴隶主担任。他们是凶狠残暴的奴隶主统治阶级。
    
   奴隶阶级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承当者,另外还有不少家庭奴隶,如甲骨文中的奴、婢、妾、奚等,供奴隶主阶级在日常生活中役使和淫乐。广大奴隶处于奴隶社会最低层,有的死后被任意抛弃。有的与动物埋葬在一起。
         奴隶主阶级残酷压榨、奴役广大奴隶,将大批奴隶杀死,作为奴隶主死后的殉葬品或祭祀祖先、神明时的“牺牲”。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区、王陵区大墓附近及祭祀场所发现的累累白骨,就是广大奴隶惨遭迫害的实物见证。
      奴隶主阶级残酷的压榨、奴役,引起了广大奴隶的反抗斗争。  逃亡是奴隶的主要反抗斗争方式。甲骨文里有大量奴隶逃亡的记载,如:  zi1.jpg (494 bytes)丑卜,争,贞旬亡祸。王占曰:有崇有梦,甲寅,允有来艰,左告曰:有zi3.jpg (483 bytes)zi2.jpg (474 bytes)自益,十人有二。(《通》430)  这条卜辞说,zi1.jpg (494 bytes)丑日贞人争问:这十天没什么灾祸吧?王看了卜兆后判断说,恐怕要有灾祸。卜问的第二天,果然发生了不吉利的事情。有一个名叫左的人来向殷王报告:12各畜牧奴隶从益这个地方逃跑了。由此可看出,奴隶逃亡引起了殷王的关切,所以他经常占卜奴隶逃亡情况。对逃亡的奴隶即刻派人追杀,一旦被抓回,受到更残酷的迫害。
     奴隶主阶级的血腥镇压,引起了奴隶们更大规模的反抗。甲骨文里有奴隶们“焚廪”、监狱暴动事件的记录。商代奴隶阶级的反抗斗争,与自由民的反抗相呼应,此起彼伏,动摇着殷商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基础。
六、殷王朝的疆域及影响
      根据甲骨文记载,武丁至武文时期,商王朝主要同北方和西北方的方国交战。商末周年的帝乙、帝辛时,大规模征讨夷方。通过对周围方国部落的连年征战,扩展了疆域,使商王朝进一步强大。mu.jpg (12357 bytes)
      考古发掘材料说明,相当与殷墟这一阶段的遗址分布较广。河南省北部、西部、南部发现的商代遗址或墓葬,河北省磁县、邢台的商代遗址 ,所出陶器均与殷墟接近。河北藁城台西遗址晚期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早期,所以陶器与铜器受殷墟文化较明显。晋西北一带发现了商代铜器群,大部分礼器与殷墟的早期的同类器比较接近,有些器物带有北方草原青铜文化特点,在殷墟未见过,这反映了武丁前后与这一带方国有比较密切的联系,而又显示出方国文化的特点。山东境内的商代遗存,如济南市4公里处的大辛庄遗址、益都苏埠屯商墓1号墓带4条墓道,墓内殉人和人牲48个,墓内出土铜、淘气等多数器物的风格与殷墟早期的同类器比较接近,另外还出土两件均有“亚zi4.jpg (5563 bytes)”铭文的铜钺。在南方的江苏、安徽、湖北、江西、湖南等地区的同时代遗址中,均可不同程度的见到殷墟文化的成分。由此可见,商王朝的领域和其影响所及的范围是相当大的。而殷墟代表了商朝后半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的最高水平。ken.jpg (13824 bytes)
七、商代的科学技术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保存了许多有关科学技术方面的珍贵资料。
     农业在社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种植的谷类作物有桑、麻等。甲骨文中的田字,表示土地被分成一块一块的,每块代表一定的土地面积,也是考绩生产者的单位。殷人已掌握了播种前的准备工作、播种及除草、培土、施肥、灌溉等田间管理技术。禾稼成熟后,开始收割谷穗,将谷穗运回堆放储存。然后再用杵、臼工具脱粒,以供食用。卜辞中大量,“求年”、“求禾”、“省黍”的记载,反映了奴隶主阶级关心庄稼长势及收成的好坏。另外,甲骨文中对于干旱或久涝会影响植物的生长和收成记载,早于希腊1000多年。同时,不同植物还具有一定的适应旱或涝的不同特性。养蚕业已有了相当的发展。
     养马技术的提高。主要表现在:(1)“相马”,既马匹外形学及根据用途选择马匹等。甲骨文记载表明,商代的马有按毛色分的,如铜色、白色、赤色、深黑色、黄色、杂色等;也有概括马的外形或特性的专字,如有的马字旁边加一鹿字,有的加一豕字等;也有不少表示马的特征或殷王所喜爱的好马的专名.殷人按马的毛色、特性、外行等方面对马加以区别,可能是认识了在祭祀、戎事、田猎等重大活动时,各种马有其不同的用途。(2)“去势术”的采用。(3)原始马医的出现。
        殷代的医学有了很大进步。甲骨文里有不少关于人体各种疾病的记载,对某些疾病有了较细致的划分。以口腔为例,卜辞中有“疾口”、“疾buci2.jpg (16905 bytes)齿”、“疾舌”、“疾言”、“
龋齿”等,特别是关于“龋齿”的记载,比埃及、印度、古希腊早700~1000年。
      天文历法和数学的发展。殷代的历法是阴阳合历,有的年份置闰,还把一昼夜划分为不同的时间阶段。甲骨文中有很多关于风、云、雷、雨、雹及大火、新星、鸟星、大岁、木星等星宿的观察记录,还有关于日食、月食的记载。殷代的数学,最小数字为一,最大的数字为3万,反映了殷人已有个、十、百、千、万的数字概念。另外,殷墟出土的铜器和陶器上有几何图案,可说明殷人已有一定的几何学知识。


殷墟是商代后期的都城wenhua2hback.jpg (33450 bytes)
     甲骨文发现后,王国维曾对甲古卜辞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甲古卜辞的出土地安阳小屯,乃是盘庚所迁洹水南之殷墟,盘庚迁殷至纣身死亡国,商都不在迁徙,商居殷最久。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对殷墟进行了科学发掘,发现小屯村东北的宫殿宗庙遗址和西北冈陵墓,使学者们更深信《竹书纪年》所记的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273年更不徙都。
      安阳已被列中国七大古都之一,而殷墟是中国七大古都中最早的都城遗址。但它与其他都城根据历史文献来确定的不同,它是由考古发掘的遗迹和遗物证实的。因此,殷墟的发现与发掘不仅为研究商代后期都城,而且为研究中国古代都城提供了重要资料。
      殷墟是商代后期的都城的重要的依据,是考古发掘的小屯村东北的宫殿宗庙夯土基址。《说文解字》曰:“先有君之旧宗庙曰都。”《释名·释州国》云:国城曰都。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殷墟有宫殿宗庙,有王陵墓地。因此,殷墟是商代后期的都城遗址是不容置疑的。
      根据学者们对殷墟文化的分期研究,大体上分为四期。四期文化连续发展,而逐渐转向繁荣,直至西周初年才突然衰谢,中间无缺环,无中途因迁都而显示出中衰的迹象。所以,从盘庚至纣一直定都于此。
    有人因盘庚、小辛、小乙时代的甲骨尚未最后确定,又未肯定宫殿宗庙基址中哪些为殷墟文化第一期,西北冈也无属于殷虚文化第一期的陵墓,认为盘庚未把都城迁到殷,而迁到别处武丁时才定都于此。
      有的学者指出,现在所得的殷墟甲骨文决不是当时甲骨文的 全部,不排除将来发掘到盘庚、小辛、小乙时甲骨的可能性。目前见到的殷墟甲骨文是否有盘庚、小乙、小辛时期的,也未成定论。董作宾1933年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提出第一期,包括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甲骨文合集》中的第一期,包括武丁及其以前。
     帝乙、帝辛时期都城都不在殷墟,而迁至朝歌(今淇县县城),此说显然属于误会。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都只能证明朝歌是东周卫国所在,并非纣都。从考古调查与试掘看,淇县内商文化遗址范围小,不具王都气派。朝歌为殷末都城,目前无法在考古学上找到什么根据。  
      有人依据安阳殷墟至今未发现城墙,而否定殷墟是都城。有的学者具体分析了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最初阶段的特征,指出商代至西周的都城不一定都有城墙,或仅宫城有墙。而宫殿、宗庙、贵族和平民的住址和墓地、手工业作坊等遗址,一般在都城的总范围内,分散于若干地点,各地点之间常是一大片没有任何遗存的空白地带。所以,不能由于殷墟至今未发现城墙而简单地否定它是都城。
      殷墟有宫殿宗庙建筑基址,有当时大量的文字即甲骨文,有连续民展的远古文化。因此,可以断定殷墟是盘庚到纣的都城遗址。
      另外,对商代青铜器、商代的人殉与人牲、商代的族墓地制度、各种手工工艺等也展开了讨论,研究正渐趋深入。

考古研究

一、殷墟文化的分期
    本世纪60年代,邹衡(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从分析陶器和铜器的形制入手结合一部分遗址中的和器物的共存关系,把殷墟发现的遗迹遗物分为4期7组,并参考各期所包含的甲骨文和铜器铭文,初步推测出各期的绝对年代,即殷墟文化第一期,约相当于甲骨文第一期以前,或属盘庚、小辛、小乙时期;第二期约相当于甲骨文第一、二期,即武丁、祖庚、祖甲时期;第三期约相当于甲骨文第三、四期,即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期;第四期约相当于甲骨文第五期,即帝乙、帝辛时期。邹衡关于殷墟文化的分期对殷商考古、殷代社会发展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随着1958年春在梅园庄发掘殷代文化堆积和1959年在大司空发现殷代两层堆积,后又根据1973年小屯南地发现的新材料,特别是陶器等遗物与甲骨卜辞共存的关系进行了分并估计绝对年代,即殷墟文化第一期约当武丁时代或稍早,从公元前13世纪后期至公元前12世纪初;第二期约当祖庚、祖甲;第三期为康丁、武乙、文丁时代,从公元前12世纪后期至公元前11世纪初;第四期为帝乙、帝辛时代。
  对殷墟文化分期的探讨,是随着殷墟考古发掘工作不断展开而逐步深入的。对殷墟的文化分期,不仅可以确定每个遗存的具体年代,而且可以看出各种遗存在各个时期的分布和数量是不同的。武丁以前殷人在安阳活动范围较小,遗址和墓葬较少。武丁时殷墟的范围开始扩大,夯土建筑基址和手工作坊址增多,武丁后期进一步发展,如铸铜遗址范围规模大,成为当时辖境内青铜铸造业的中心区,充分说明殷墟这个晚商的都城,后期比前期有了显著发展,人口增加,经济文化发达。
二、西北冈祭祀场的推定
  经过考古调查与发掘,西北冈祭祀场所的面积约有数万平方米。奴隶主贵族经常在这里举行各种祀典,其中不少是由国王亲自主持的。祭祀的对象有天地、日月、山川、风雨、祖先、神鬼等,而祭祀祖先是全部祭祀活动中的重要内容。gu.jpg (13293 bytes)
    杨锡璋、杨宝成在《从商代祭祀坑看商代奴隶社会的人牲》(《考古》1977年第1期)一文中,从对西北冈大多数祭祀坑成组排列、分布有序的情况进行分析,认为并非从属于某个大墓。在关与祭祀的卜辞中,可以看出,有时从商代先公先王一直到他们的祖父辈。如:
    贞御自唐、大甲、大丁、祖乙百羌百宰。(《佚》873、《续》1、10、7)
    甲午,贞乙未酒高祖亥羌zi0.jpg (4994 bytes)zi0.jpg (4994 bytes),大乙羌五牛三,祖乙羌zi0.jpg (4994 bytes)zi0.jpg (4994 bytes),小乙羌三牛二,父丁羌五牛三,亡它,兹用。(《南明》477+《安明》2452)
    上述卜辞中所祭的王亥、汤、大丁、大甲、祖乙等都是盘庚以前的先王他们死后并未葬于安阳殷墟。居此推断,殷代王室祭祀祖先时不一定在祖先大墓附近,而是在一个特定的场所。每次祭祀可祭一个祖先,也可同祭几个祖先,可祭盘亘以后的各王,也可祭盘亘以前的各王。因此这里是商王室祭祀祖先的一处祭祀场所。
    对祭祀场的推定,不仅有助于了解商代大量使用人牲的事实,而且为进一步研究商代的宗教信仰和祭祀制度等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  “zi0.jpg (4994 bytes)表示为甲骨文中至今未破译的甲骨文字

大型学术会议

一、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
   为促进殷商文化研究,交流学术研究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第二研究室、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南省文化厅文物局、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博物馆。河南省安阳市文化局、安阳师范专科学校联合发起召开的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于1984年10月7~13日在商朝后期都城殷墟所在地———河南省安阳市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全国科研、高等院校、文博考古、新闻出版等部门与单位的108人。其中有从事甲骨文、商史和考古研究的老一辈专家学者,也有不少年富力强的中青年科研和教学骨干。
   xuezhe.jpg (7424 bytes)与会者以文献记载、甲骨文、考古学的材料相结合,对殷商史及殷商考古学中的一些重大课题,如商代社会性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祭祀、天文历法、都城及商周关系等都进行了。一些代表对某些问题发表了很有见地的看法,给人以新的启发。
   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殷商史和考古学的研究中要尽可能地使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这次会上有人介绍把遥感和宏观物理测量的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于殷商史、殷商考古研究中,并对个别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这虽是尝试,但它是个良好的开端。
    为促进学术交流,推动殷商文化的深入研究,会议根据代表的吁请,决定成立殷商文化学会,推举胡厚宣为筹委会主任,并设秘书处负责具体筹备事宜,待适当时候在有关会议上充实健全领导结构。
   会后,由胡厚宣主编,《殷都学刊》编辑部编辑了《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文集》1985年2月出版公开发行。它比较全面的展示了当时国内商史等方面研究的新成果。
二、中国殷商文化国际讨论会
   为了展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甲骨学、商史和考古学研究的巨大成就,加强海内外同行的学术交流,1987年9月10~日在安阳举行了中国殷商文化国际讨论会。出席会议的国外学者有:日本的池田末利、伊腾道治、松丸道雄、小南一郎、十田 千秋、谷丰信、吉田笃信、铃木敦;美国的张光直、吉德炜、倪德卫、郑麒来、马几道、邵邦华、夏含夷、班大为、璞南希、胡博、柯鹤立;加拿大的高岛谦一;联邦德国的德麦玲、曹碧琴;法国的埃韦丽娜;英国的艾兰。香港的饶宗颐、杨健芳、单周尧。国内的有胡厚宣、张政zi5.jpg (5596 bytes)、杨希枚、李学勤、田昌五、邹衡、裘锡圭、杨鸿勋、刘启益、王玉哲、姚孝遂、沈之瑜、常正光、陈全方、徐锡台、刘起zi6.jpg (5469 bytes)、郑振香、李民、安金槐、许顺湛等及新闻出版和有关学术刊物的代表,共117人。大会收到论文106篇。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出席了开幕式,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12名学者在大会上发了言。在商史、甲骨学、考古学分组讨论时发言的约有240人次。有的组还利用会余时间安排了专题讨论。尽管彼此立论不同,对每一具体问题的看法有歧异,但都尊重对方,倾听对方的论述。会议学术气氛活跃。
   与会者宣读的论文和发言,涉及了一些新的研究课题,如殷墟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及对人类文化的播迁所作的贡献等,反映了当前中国殷商文化研究的最新水平。
   会议期间,充实健全了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的结构,经充分协商,推选了理事会,并为台湾学者保留了名额。讨论和通过了会huiuyi.jpg (27783 bytes)章。理事会又决定了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及副秘书长。
   国外评论这次会议有三个显著特点:(1)是殷商文化学会的一次专门会议;(2)是在甲骨文的故乡安阳召开的;(2)是一次群英荟萃的国际学术会议,各国有一定代表性的学者基本上都出席了。所以,这次会议具有空前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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